内容提要 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基于信息系统的作战指挥是聚合战场感知、远程投送、精确打击、全维防护、综合保障诸能力的中枢和引擎，在核心军事能力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必须在科学解读构成要素、积极探索增长途径上下功夫。
学习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系统思维方式，结合部队战斗力建设实际，把提升核心军事能力的“突破口”定准在作战指挥能力上，是核心军事能力生成规律的内在要求。
作战指挥能力是“核心”之“核心”
恩格斯曾预见：“军队指挥水平的差别将具有更大的意义。”计算机技术特别是以C4ISR系统为代表的网络化指挥手段应用于作战以来，作战指挥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作战指挥能力对核心军事能力生成与提高，对作战进程和结局的影响，越来越凸显“核心”的地位和作用。
作战能力生成的内驱动力。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战斗力生成模式带来了革命性影响，信息日益成为新的战斗力生成源泉，信息能力在战斗力生成中越来越具有主导作用。作战指挥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活动，快速高效地获取、传输、处理、使用和共享信息，是指挥能力建设的根本目的。指挥能力诸要素，如具备较高信息素养的指挥者和指挥对象、联通各作战单元的指挥信息系统、适应信息化要求的作战指挥流程等，在战斗力生成模式中处于“源”的位置，其发展进步必将带动和促进作战力量、体制编制、军事理论的发展进步，成倍地加速战斗力生成和提高。
体系效应发挥的链接路由。信息化作战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体系各子系统组合状态如何，对体系作战能力的发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各子系统组合成相互兼容、功能互补的整体，就能产生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体系效应。而能够使各子系统实现最佳组合，形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就是发挥以指挥信息系统为依托的指挥力的作用。只有高效的作战指挥能力，才能有效控制战场力量，形成最有力的打击“拳头”，才能使各种作战力量、各个作战单元、各类作战要素整体联动、同频共振、有效聚合。
谋求决策优势的主要途径。在信息化战场上争得战场主动权，既要获取信息优势，更要谋求决策优势。作战中拥有决策优势的一方，才能有的放矢、措置裕如地组织调度兵力、火力，保持作战行动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提高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先敌决策、高敌决策、快敌决策的能力素质，是谋求决策优势的先决条件，是关系作战成败的智能拼杀的关键之所在。
指挥控制对抗的能力支撑。“只要瘫痪敌人指挥控制系统，对手就无法有效组织反击，己方便能迅速达成作战目的。”这一要旨经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检验，已成为世界强国军队的高度共识。以保护己方、同时剥夺对方作战指挥控制权、进而争夺战场主动权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已成为决定作战进程和结局的独立作战样式，并且日益呈现向战前位移、向信息系统聚力等特征。强胜弱败是指挥控制对抗的铁律，谁的指挥能力强，谁就能赢得指挥对抗的胜利，牢牢把握作战主动权。反之，则将耳聋眼瞎、弱智低能，从根本上丧失战场制胜的要害条件。
核心军事能力急需增强的“短板弱项”。近年的作战能力评估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实践证明，指挥能力相对于其他作战能力而言，仍是我军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急需补强的“短板弱项”。突出表现在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对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规律研究掌握不够、缺乏实践锻炼、科技素养相对薄弱、运用现代化指挥手段不够熟练、体制机制优化不够、指挥流程繁杂、指挥层次较多和一体化指挥平台融合性、可靠性、安全性不强，运用不够深入广泛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核心军事能力的提升。
科学解读作战指挥能力构成要素
需求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功能。加强指挥能力建设，应紧紧围绕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核心目标，认真分析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需求，深入研究适应作战要求的指挥能力组合要素。
基于情报信息融合的分析判断力。信息化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交战双方谁能在第一时间掌握稍纵即逝的信息并作出正确的判断，谁就能取得作战的主动权。高效指挥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行动，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必须具备依托卫星侦察、航空侦察、电子侦察、特种侦察等资源和力量，及时、准确、迅速地获取情报信息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要能对获取的情报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筛选鉴别和分析判断，并按不同的任务需求，实时、准确、安全、高效地将情报信息与作战终端共享，拨开战场“迷雾”，实现双向透明。
基于集体智慧凝聚的谋划决策力。谋划决策是指挥活动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谋划决策，涉及多个领域和专业，需要凝聚指挥员、指挥机关、技术专家的集体智慧甚至辅助决策系统的“人工智能”。智慧凝聚越充分，决策的科学性和作战的胜算就越大。指挥员必须善于组织指挥机关通过一系列运筹谋划活动，聚集和融合群体的智慧，准确把握指挥重心和带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正确定下作战决心，科学确定打击目标，实现决策形成早于对方、决策质量优于对方、决策实施快于对方的“决策优势”。
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的控制协调力。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的网络化指挥机构，不仅使战场成为一个互联互通的大系统，而且把关键的单兵、单件武器和单个作战平台都作为一个子系统，形成高效的作战体系，确保参战力量协调一致地行动。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必须能够综合运用一体化指挥平台和信息化网络系统，适时掌握战场态势，提出调控建议，及时、准确、安全地将指令传达到每一个作战单元；必须能够灵活运用计划控制、时间控制、空间控制等多种方式掌控部队的行动，左右战场形势的发展，协调作战行动形成整体能力。
基于多种指挥预案的指挥应变力。信息化条件下战场节奏加快，各种情况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必须在深入分析可能面临的各种威胁的基础上，按照“设计战争”的理念，和“预先研判—制订预案—作战实验—修订完善”的流程，立足复杂困难情况，制定系统配套的综合性指挥方案体系和各类“子”预案，明确行动规则和用兵方式，具体细化人和武器装备的动用额度、作战方式和保障流程，做到一种情况多种构想、一项任务多套预案、一种方案多项对策，把计划作为变化的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情况”。同时，临机应变，临变不乱，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基于谋略思维运用的指挥对抗力。谋略对抗是指挥对抗的核心和灵魂。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应深刻认识指挥对抗中的“双向互动”规律，把传统的谋略方法与现代决策控制理论、先进的技术手段融合联结，综合运用欺骗佯动、电磁干扰、“点穴”打击、特种破袭等多种方法手段，最大限度地破坏敌指挥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延长敌方反应时间，达成“先心敌心以知敌，敌后我意而意我”的对抗目标，使战场情况按我之意图，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基于末端反馈机制的效果评价力。科索沃战争后，美军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认为：“由于战场效果评价能力不佳，导致很高的重复打击，削弱了作战的有效性。”因此，具备基于末端反馈机制的效果评价力，也是精确高效指挥的重要因素。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应能综合运用空中侦察力量、编制内的侦察分队，以及战场毁伤效果评估系统等，及时获取决策的执行情况及战场上各个时节的作战进程和火力毁伤效果，克服主观指导与战场的实际偏差，及时修正指挥决策和作战方案，确保作战行动始终在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和有效控制下进行。
积极探寻作战指挥能力生成途径
信息技术对指挥者、指挥环境、指挥手段等指挥能力诸构成要素具有决定性作用，深刻影响其组合方式及实现途径，必须以最大限度发挥信息效能为标准，积极探寻指挥能力生成增长的最佳途径。
理论牵引。信息是决定未来作战行动成败的关键因素。积极构建信息化条件下指挥理论体系，是提升指挥能力的首要条件。必须结合我军实际，加强对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规律的研究，创新发展作战指挥理论，引领和规范指挥能力建设；必须积极借鉴外军有益经验，但又不被外军舆论所误导；必须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向未来战争延伸触角，在战术技术的结合上着力，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上突破，切实理清指挥能力建设思路。
机制优化。科学合理的指挥机制，是指挥能力发挥的基本保证。必须压缩指挥层次，适应“扁平网状化”指挥体系要求，在纵向上压缩指挥层次，横向上扩展指挥跨度，形成纵向一体、横向联通的新型指挥体系。必须简化指挥流程，采取预案约定、减少类同、合并相近等手段，简化程序，合并文书，缩短作战指令与部队执行的“时间差”，达成“实时”指挥。必须灵活运用指挥方式，根据战场情况，采取集中指挥、分散指挥、命令式指挥、委托式指挥、逐级指挥以及越级指挥相结合的方式，谋求最佳指挥效益。
科技主导。必须借助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优势，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整合现有指挥手段，使新旧装备性能互补。加快发展以光纤、短波、卫星、移动通信为主的通信手段和各种电磁攻防装备，更新指挥系统。健全和拓展多种信息网络，研究开发智能化、野战化、小型化、机动性好、防护力强的指挥装备，推进指挥能力创新发展。
训练推动。在没有战争实践的情况下，指挥员要提高指挥能力，只能通过军事训练主渠道。应立足使命任务，按照“增加科技含量、加大训练难度、提高训练层次”的原则，拓展指挥训练内容，注重把理论学习内容设“新”，把指挥技能训练内容设“宽”，把战役战术训练内容设“难”，围绕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需要，按照作战实际进程，积极开展复杂电磁环境、复杂陌生地形、复杂气象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演练，使指挥训练内容更加贴近实战。
考评促进。基于能力的严考严评，是牵引训练、提升指挥能力的关键。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考评机制，开发指挥员个体素质达标考评系统，让受训者平时进行体验式训练，考核时进行“过关升级”测试。必须积极改进考评方法，创新指挥训练软件，搭建网络训练平台，按照单要素积分考评、单元要素连贯考评、系统要素综合考评、综合内容应用考评的方法，将指挥理论、指挥技能、指挥谋略等个人训练内容，与指挥要素训练、指挥所演习、部队演习等单位演练内容结合起来，按照战时要求，实地配置，昼夜实施，动态连考。必须完善奖惩问责机制，把指挥能力考评成绩与个人切身利益挂钩，作为军官提拔使用、后备干部遴选的重要依据，积极调动各级提升指挥能力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