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4日电 香港《大公报》4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大学行政化历来备受诟病，并被公众认为是高等教育乱象之源。解决的重点在于营造适应于学术的“不唯上”的制度土壤，惟如此，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才有实质意义。
文章摘编如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日前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纲要提到“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大学行政化历来备受诟病，并被公众认为是当下高等教育乱象之根源，奈何体制沉疴难除。继2月27日温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大学最好不要有行政级别”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近日的发布会上也透露：其实温总理的这个教育思想，在很多次座谈会上都反复强调了。于此而言，“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是个值得期待的价值信号。
官学暧昧引发怪象
官学暧昧引发的诡异之象很多：譬如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继而有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
再往前看，教育部评出的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的是身兼几种职务……
无怪乎公众质疑：官学如此亲昵下去，两院究竟是学术殿堂还是官家戏院？大学教师是教书育人还是追逐高官厚禄？既然权力与学术可以如此联姻，相互之间自然难免等价交换，以权换学、或者以学兑权，如果大学教授都是官员或老板，清冷的学问还能有什么市场？
钱学森仙逝的时候，他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也像警钟般在国人耳边回响。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大师辈出的年代，但大师也是人，在没有成为大师之前，处处倒有行政利益裙摆飘扬，谁还有心思或耐性做一个抽象的大师？尤其是当行政权力大于、优于学术尊崇的时候，“学官”则意味着项目、经费、场地、人员，甚至是学术声望，那么，谁愿意看别人的脸色而不走上“上层路线”？
于是，大学教师都乐于跑官去了，而官员混到一定级别也非常轻松地能捞个“兼职教授”——官员有了学术背景，教授有了官员权力，至于闹出连绵的“高校腐败窝案”，当此语境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重点培育制度土壤
应对官学暧昧之现状，不少地方也在反思解颐之计。比如吉林大学此前曾制定新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以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保证学术委员会能独立和自主实施职权。
但地方性的规定在官学一体的强悍背景下，尤其是学术力量难以相对独立的前提下，显然徒具观赏意义。
学问要值钱，要有地位，不能依仗官帽赐予，也不是剥离官帽那么简单。根本还在于赋予学术一定的应有的自治权利，营造适应于学术的“不唯上”的制度土壤──惟其如此，“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才有实质意义。(邓海建)